多年前我在老家乡下山坡上，躲着父亲让干农活的监视坚持读书的时候，心中的愿望其实很简单很纯粹，那就是不想再过父亲那样的生活，希望用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记得我的做法也得了不少亲人的赞同，当父亲向舅妈诉苦说我就知道看书不知道干活的时候，舅妈对父亲一句抢白至今让我感觉很受用：“人家都为孩子不知道学习发愁，你倒好，还埋怨孩子学习太用功。”
抱着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朴素愿望，虽然历经多种磨难，我后来还是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。读书真的改变了我的命运，当和家乡相隔千里的一座小城的一家单位签约时，父亲笑了，我哭了。这哭，这笑，都是为庆祝某种方式的改变而庆祝。我们父子平时是从来都不在一起喝酒的，但找到工作回家的第一天晚上，父子俩头一遭坐在一起，喝着在家酿制的白酒，憧憬着以后的美好生活。我的憧憬不外乎就是住上城市的高楼，过着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，而父亲也豪气干云地说，再过几年，他就该撂下老家祖祖辈辈种了千百年的地，来到城里和我一起生活。我的聋子母亲只是笑，她从父亲的比划中也知道这的的确确是一件大好事。那晚的那个小山洼，一盏喜庆灯光是从我家传出的。
多年以后，当我回想起和父亲喝酒的那个晚上的点点滴滴，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怀念，也为父子俩的幼稚感到些许的好笑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是一个人漂在城市里，虽然已经结婚，但远没有过上自己憧憬的生活。而父亲，现在已经苍老得步履蹒跚的父亲，还在家乡那个小山洼里，盼望着有一天我把他接到城里，盼望着我回家过年，盼望着我从城市里带给他的任何一点哪怕是一星点的好消息。
时间过得好快啊，一转眼毕业将近十年了。别人称呼我的时候，前面不再加一个“小”字，而单位每年都会进一些风华正茂的大学生，脸上洋溢着和我当年一样的青春，他们叫我“老师”，或者开玩笑说我是老男人。只是，有不少小伙子一毕业就开着车上下班，而我，依然是骑着自行车，在一成不变的路上演绎着同样的故事。每天晚上，当城市的万家灯火点燃，当我从车水马龙里匆匆寻找归家的路，却不知道何处是家。
我明白了，读书改变的是我的生活方式，却没有改变我的命运；读书改变的是我的生活地点，却没有改变我的处境。
想起前几天我为买房子和老家一位早早辍学打工的同学借钱，人家二话没说就借我了钱，末了还不忘惊讶地问一句“你到现在还没买房子啊？”想起一位在企业工作的朋友向我倾诉过的苦衷，他虽然离家很近但很少回家，因为上学时总被乡亲们视为榜样，现在生活得远不如对门的朋友；想起了媒体上报到的过么多从农村出来的穷二代们，他们在城市里奋斗一辈子，城市里却找不到属于他们的哪怕一平方米的房子。想起了学生时代一位“官二代”曾当很多人面说过的狠话：“毕业五年后再看谁混得好”，真的，五年后，我们这些农村人远远不如他。
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通讯《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》一文中提出一个疑问：穷会成为穷的原因，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？而我想说的是，在现在的中国社会现实下，富裕就是富裕者的通行证，贫困就是贫困者的墓志铭。
也许，正是这样一个原因，在我的家乡，在和我家乡一样的中国绝大部分农村，人们很少再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了。1999年，我是家乡那个小山村的唯一一名大学生，可是，直到现在，我的家乡还没有出第二个大学生。很多人的孩子，初中没有毕业就早早出去打工了。我知道，家乡其实只是广大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，许多地方比起我的家乡来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比如，在甘肃会宁，大量农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，长期举债供养学生的农村家庭血本无归，“因教返贫”屡见不鲜。在会宁，教育曾是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改变自身命运的惟一通道，也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“立县之本”。如今却发现“教育立县”已遭遇“教育破产”。教育本来是改变命运的最好通道，可是反倒成了返贫的催化剂，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和悲情的一幕。
真的，别怪我的那些父老乡亲们现实，也别怪中国广大农民们现实，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怪现状，已经让人不得不现实了。阶层的固化成了这个社会最普遍的现象，当官的孩子还是当官，穷人的还是受穷。对那些亟须也渴望改变命运的底层人来说，恐怕再也没有比阶层固化更让人沮丧的了。真的，这不是我的危言耸听，而是来自权威部门的调查。比如，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：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，是非干部子女的2.1倍多。再比如，数字显示，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%降至如今的16.3%。即便是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，2007年，农村新生也已跌至31%。
“他们有的是背景，我有的只是背影。” 这是我和我的那些农村出来的朋友们，在一起喝闷酒喝到大醉时用来自嘲的话语。只不过，酒醒以后，我还是得拍拍身上的灰尘，重新出现在城市的车水马龙中。这样的一个城市，以及中国的所有城市，多了我们什么也看不出来，可少了我们一个，同样好像也没受什么损失。
这就是我们的尴尬：城市不需要我们，我们依然赖在这里，以为这里有我们的梦想，以为这样的梦想用我们的奋斗可以实现。